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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世界各国经济运行的共同形式是发达市场经济
有范畴。当然，马克思讲得最多的是剩余价值的特殊性，即它是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雇佣工人剩余劳动时间的凝结，体现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生产关系。
马克思自己以及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往往在资本的一般性即能够增殖的价值的含义上使用资本范畴，说明其他社会形态里的经济现象。一个明显的例子是，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经常提到前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古老的资本形式。尽管那时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却使用了商业资本、生息资本（高利贷资本）等这类用语，以说明它们也是一种能够增殖的价值，从而拓展了资本范畴的适用范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全国解放前后也经常在一般含义上使用资本范畴，用来说明革命胜利后的经济现象。毛泽东认为建国后“国家银行的资本”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张闻天在分析东北经济情况时，为了与“私营资本”范畴相对立，提出了“公营资本”范畴，还使用了“国家资本”概念。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在经济政策方面规定：“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合作的经济为国家资本主义。”（注：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M].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版，8.）在这里，使用了“国家资本”概念。1950年1月，中苏两国在新疆合资设立金属和石油公司，刘少奇给毛泽东的报告谈到双方出资问题时，使用了“资本”、“中国资本”、“苏联资本”等概念（注：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M].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版，98.）。可见，建国前后，我国重要文献和党的领导人并不认为“资本”是资本主义特有范畴而忌讳使用它，而是在通常一般意义上即企业经营所需本钱、资金来理解它的。
后来对资本、剩余价值等范畴作绝对化理解，拒绝在一般性上使用它们的始作俑者，是斯大林主持编写的、于1954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本教科书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两种根本对立的社会制度这一立场出发，在资本主义部分中，只强调资本范畴的特殊社会性，完全否认它们具有一般适用性；在社会主义部分中，宣布“资本、剩余价值、利润、生产价格、雇佣劳动、劳动力价值等等表现资本主义关系的范畴已经消失”（注：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M].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1版，435.），甚至认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必要产品和剩余产品等范畴也不复存在了。取代它们的是社会财富、国民财富、公共财产、生产资料、产品等大量物质形态的范畴；因为还承认有商品、货币存在，也使用了一些价值形式的范畴，如基金（生产基金、流通基金）、货币资金、赢利、成本、价格、社会纯收入等等。可见，教科书作者试图用一整套全新的范畴代替《资本论》中的范畴，以表现社会主义经济关系。苏联教科书的这些观点和作法，深深地影响着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理论界。
在这里，不应该忘记那时及其后我国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这方面进行的探索和做出的贡献。首先要提到的是无产阶级理论家张闻天，在庐山罢官之后的1963年，在深入钻研《资本论》及其科学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生产关系两重性学说（注：张闻天文集[M].第4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第1版，441-461.）。他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两重性以及内在矛盾的发展规律”是《资本论》研究的主题；并认为《资本论》是“解剖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的典范”。他还认为，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特殊形态中揭示出生产一般，不但发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规律，而且也指出了社会化大生产的一般规律，以及适用于社会主义的一般规律。因此，《资本论》中的许多范畴，除表现资本主义特殊以外，还表现出社会化大生产的共性，适用于社会主义经济。他针对苏联教科书在社会主义经济学中绝对排斥《资本论》范畴的作法，尖锐地指出：“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有人企图用全新的概念和范畴去代替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使用的一切概念和范畴，这种尝试，看来没有十分必要，而且也难以成功，因为这些概念和范畴除了表现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以外，还表现社会生产的一般性。”还要提到的是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孙冶方，他在60年代初也对苏联教科书进行了严肃批评，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这里只提及一点，即剩余价值也适用于社会主义的观点，他说：“依照我的逻辑，既然承认‘剩余产品的价值’的说法，那么，甚至剩余价值一词也可以采用。”（注：孙冶方：社会主义经齐论稿[M].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版，189. ）卓炯在80年代初，更系统地提出关于扩大商品经济的共有范畴的观点。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同属扩大商品经济，资金、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等等是它们的共有范畴。对于剩余价值，他坚持马克思所说它是剩余劳动时间的凝结、物化的剩余劳动的理解。他认为剩余价值有两重性：作为劳动过程的剩余价值是一个经济效果问题，而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剩余价值才是一个剥削问题。他这一观点在经济学界引起很大争论，现在已被多数人所接受。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资本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特有范畴，资金才是扩大商品经济的共有范畴。这就是说，资金作为扩大商品经济的共有范畴，在资本主义社会表现为剥削工人的资本，而在社会主义社会则表现为发展生产、增进社会福利的“社本”（注：卓炯：再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M].经济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1版，77-82.）。卓炯用“社本”与“资本”相对立，后来还有人用“公本”与“资本”相对立，多数人用“资金”与“资本”相对立，这表明前人在对“资本”是否现代发达市场经济的共有范畴这个问题上的探索是多么艰难。
我认为，根据马克思经济学的科学方法，根据当今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实践，现阶段世界各国仍然并将继续处于发达市场经济阶段，资本和剩余价值是它的一般性的共有范畴；与此相联系，由它们派生的许多范畴，以及相关的经济理论、经济规律也具有一般性和共同作用。当然，在不同基本经济制度下，它们又具有特殊性，其内含、性质、表现会有所不同，运用于实践时的作用、后果也会不一样。其理由简单归纳如下：
首先，这是运用马克思经济学科学方法论得出的结论。马克思研究方法中一般和特殊相结合的辩证分析方法，是解决这个问题的钥匙。这一方法说明，事物的一般性和特殊性是结合在一起的，一般性是特殊性的基础，特殊性是一般性的表现。马克思的《资本论》是研究特殊的
马克思自己以及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往往在资本的一般性即能够增殖的价值的含义上使用资本范畴，说明其他社会形态里的经济现象。一个明显的例子是，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经常提到前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古老的资本形式。尽管那时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却使用了商业资本、生息资本（高利贷资本）等这类用语，以说明它们也是一种能够增殖的价值，从而拓展了资本范畴的适用范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全国解放前后也经常在一般含义上使用资本范畴，用来说明革命胜利后的经济现象。毛泽东认为建国后“国家银行的资本”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张闻天在分析东北经济情况时，为了与“私营资本”范畴相对立，提出了“公营资本”范畴，还使用了“国家资本”概念。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在经济政策方面规定：“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合作的经济为国家资本主义。”（注：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M].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版，8.）在这里，使用了“国家资本”概念。1950年1月，中苏两国在新疆合资设立金属和石油公司，刘少奇给毛泽东的报告谈到双方出资问题时，使用了“资本”、“中国资本”、“苏联资本”等概念（注：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M].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版，98.）。可见，建国前后，我国重要文献和党的领导人并不认为“资本”是资本主义特有范畴而忌讳使用它，而是在通常一般意义上即企业经营所需本钱、资金来理解它的。
后来对资本、剩余价值等范畴作绝对化理解，拒绝在一般性上使用它们的始作俑者，是斯大林主持编写的、于1954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本教科书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两种根本对立的社会制度这一立场出发，在资本主义部分中，只强调资本范畴的特殊社会性，完全否认它们具有一般适用性；在社会主义部分中，宣布“资本、剩余价值、利润、生产价格、雇佣劳动、劳动力价值等等表现资本主义关系的范畴已经消失”（注：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M].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1版，435.），甚至认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必要产品和剩余产品等范畴也不复存在了。取代它们的是社会财富、国民财富、公共财产、生产资料、产品等大量物质形态的范畴；因为还承认有商品、货币存在，也使用了一些价值形式的范畴，如基金（生产基金、流通基金）、货币资金、赢利、成本、价格、社会纯收入等等。可见，教科书作者试图用一整套全新的范畴代替《资本论》中的范畴，以表现社会主义经济关系。苏联教科书的这些观点和作法，深深地影响着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理论界。
在这里，不应该忘记那时及其后我国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这方面进行的探索和做出的贡献。首先要提到的是无产阶级理论家张闻天，在庐山罢官之后的1963年，在深入钻研《资本论》及其科学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生产关系两重性学说（注：张闻天文集[M].第4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第1版，441-461.）。他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两重性以及内在矛盾的发展规律”是《资本论》研究的主题；并认为《资本论》是“解剖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的典范”。他还认为，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特殊形态中揭示出生产一般，不但发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规律，而且也指出了社会化大生产的一般规律，以及适用于社会主义的一般规律。因此，《资本论》中的许多范畴，除表现资本主义特殊以外，还表现出社会化大生产的共性，适用于社会主义经济。他针对苏联教科书在社会主义经济学中绝对排斥《资本论》范畴的作法，尖锐地指出：“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有人企图用全新的概念和范畴去代替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使用的一切概念和范畴，这种尝试，看来没有十分必要，而且也难以成功，因为这些概念和范畴除了表现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以外，还表现社会生产的一般性。”还要提到的是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孙冶方，他在60年代初也对苏联教科书进行了严肃批评，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这里只提及一点，即剩余价值也适用于社会主义的观点，他说：“依照我的逻辑，既然承认‘剩余产品的价值’的说法，那么，甚至剩余价值一词也可以采用。”（注：孙冶方：社会主义经齐论稿[M].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版，189. ）卓炯在80年代初，更系统地提出关于扩大商品经济的共有范畴的观点。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同属扩大商品经济，资金、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等等是它们的共有范畴。对于剩余价值，他坚持马克思所说它是剩余劳动时间的凝结、物化的剩余劳动的理解。他认为剩余价值有两重性：作为劳动过程的剩余价值是一个经济效果问题，而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剩余价值才是一个剥削问题。他这一观点在经济学界引起很大争论，现在已被多数人所接受。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资本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特有范畴，资金才是扩大商品经济的共有范畴。这就是说，资金作为扩大商品经济的共有范畴，在资本主义社会表现为剥削工人的资本，而在社会主义社会则表现为发展生产、增进社会福利的“社本”（注：卓炯：再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M].经济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1版，77-82.）。卓炯用“社本”与“资本”相对立，后来还有人用“公本”与“资本”相对立，多数人用“资金”与“资本”相对立，这表明前人在对“资本”是否现代发达市场经济的共有范畴这个问题上的探索是多么艰难。
我认为，根据马克思经济学的科学方法，根据当今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实践，现阶段世界各国仍然并将继续处于发达市场经济阶段，资本和剩余价值是它的一般性的共有范畴；与此相联系，由它们派生的许多范畴，以及相关的经济理论、经济规律也具有一般性和共同作用。当然，在不同基本经济制度下，它们又具有特殊性，其内含、性质、表现会有所不同，运用于实践时的作用、后果也会不一样。其理由简单归纳如下：
首先，这是运用马克思经济学科学方法论得出的结论。马克思研究方法中一般和特殊相结合的辩证分析方法，是解决这个问题的钥匙。这一方法说明，事物的一般性和特殊性是结合在一起的，一般性是特殊性的基础，特殊性是一般性的表现。马克思的《资本论》是研究特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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