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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国际会计准则协调在新世纪的发展及对策
C的会员，并作为观察员参加了IASC的理事会会议。我国一方面积极支持IASC为会计准则的国际协调作出努力，另一方面，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也在许多方面借鉴了国际会计准则。盖地的研究（2001年）表明⑤，经过多年的努力，中国企业会计标准已经基本上实现了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大同，在财务报表编制基础、会计信息质量特征、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等会计要素的定义、应收账款、存货、在建工程等的期末计价、收入确认、借款费用的确认、借款费用资本化金额的计量、会计政策变更、会计估计变更、会计差错更正、租赁、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披露、现金流量表、建造合同、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以及或有事项等方面均与国际会计准则一致或基本一致。总之，由于IASC具有广泛的国际代表性、权威性，因此，目前除美国、加拿大⑥等少数国家的资本市场还不能接受国际会计准则外，其他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会计准则（或会计制度）制定机构都在不同的程度上接受了国际会计准则。
为了获得美国的支持，IASC开始了重塑该机构的宏大计划，并在2000年5月通过了新的《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章程》，完成了对该机构的重组工作。新的组织架构仿照“FASB模式”，并得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和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的大力支持，这在很大程度上结束了美国与IASC长期以来的对立局面，对于推进国际会计准则协调工作必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然而，随着美国介入程度的逐渐加深，也使许多国家的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对IASC的独立性、公允性开始发生质疑，从而给国际会计准则的协调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二、应对策略
（一）积极参与会计准则的国际协调工作，并努力发挥应有的作用。会计准则的国际协调是各国会计发展的共同趋势。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实现国际间会计信息可比的重要性日益凸现出来。可比的会计信息可以有效降低企业的交易费用、降低企业的海外筹资成本、充分提高会计信息资源的利用效率等。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必须顺应这一趋势，积极参与会计准则的国际协调工作。我国现在是IASC的会员国之一，同时也是联合国国际会计和报告准则（ISAR）政府间专家工作组的代表国之一，这为我国逐步介入会计准则国际协调的事务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证。我们应当积极利用这些国际论坛，充分表述自己的观点和立场，获得更多国家的信任与支持，从而逐步确立中国会计在世界会计之林的应有地位。具体来讲，可以采取以下战略措施：
1. 广泛、全面参与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的工作，从形式参与逐步过渡到实质参与。所谓形式参与包括派驻代表到理事会工作、列席理事会的有关会议、对新准则的征求意见稿发表意见等；所谓实质参与是指亲自参与准则的制定工作。目前，许多成员国呼吁理事会应对发展中国家和经济体制转换国家会计问题予以立项，该提案得到理事会的高度重视，这为中国实质参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制定工作提供了契机。作为经济体制成功转换的代表，中国在转型经济会计实践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和深刻的教训，拥有不可替代的发言权，理应在该准则的制定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2. 与有关国家的准则制定机构建立并保持高效、畅通的联络机制。我们可以和那些法律体制、文化背景或经济发展水平等与我国相近的国家或地区建立正式的会计事务沟通渠道，彼此分享准则制定的经验与不足，并在国际会计准则协调当中逐步建立战略性同盟关系，以改变国际会计准则制定中的力量对比格局。
3. 积极主动参与咨询委员会（SAC）的工作。中国目前是咨询委员会的成员之一，我们应不失时机地利用这一讲坛，与其他国家，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深入交流、有效沟通，并就有关问题达成共识以获得各方面的支持。
（二）进一步完善我国现有的会计准则体系。鉴于国际会计准则在国际范围内的权威性和影响力，我国在制定新的会计准则或修改现有会计准则的时候，应充分学习、借鉴、利用国际会计准则的已有研究成果，并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高质量、高起点、高标准地完成我国会计准则体系的建设工作。
一是加快制定我国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目前，我国在具体会计准则的制定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准则的理论建设存在一定的滞后性。集中表现在尽管1992年出台的基本会计准则已经难以承载准则之准则的使命，但我们至今尚未对该准则进行修订，其后果之一就是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缺乏应有的稳定性。截至目前，在已经公布的13项具体会计准则中，我们已经对5项准则进行了修订。我们认为，借鉴国际会计准则框架体系，制定我国的财务会计概念结构已是当务之急。
（二）加强准则执行的监管力度。从一定意义上讲，会计准则的执行比制定更重要。为此，有关监管机构应对准则的执行效果进行检验，并对检验结果和来自实践中的反馈意见进行及时评估，区别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对策。对于评估中发现的属于准则本身的漏洞或缺陷，应及时将信息反馈给准则制定机构，通过修订、完善准则，尽可能降低其负面影响； 如果属于执行主体自身的问题，则应依循有关法规，加大执法力度，特别是处罚力度，通报、吊证、罚款、行政处分以及刑事处罚五管齐下，使其知难而退。
三是处理好原有准则与新准则的过渡问题。在每一项新准则出台之后，如何解决新旧准则差异所导致的不同决策后果，也是我们不容忽视的问题。对此，我们认为，新准则的实施可规定一个过渡期（1至2年）。在过渡期内，会计主体应同时提供新旧准则下所生成的会计信息，以使信息使用者能够正确评估准则变动所造成的经济影响，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准则变动的负面效应。
（四）会计协调必须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充分考虑我们自身的利益。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尽管国际会计准则协调在20世纪90年代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与全球一体化的目标尚有很大的距离。从本质上讲，会计准则国际协调涉及各国会计准则制定权的保留与让渡，涉及法律体制的延续与调整，涉及文化传统的融合与排异，涉及准则制定成本与准则借鉴成本（包括大量的学习、培训成本，支付外国会计师服务费用和咨询费用等）的比较与权衡等一系列关键问题，而绝不简单表现为一个技术环节。这就提醒我们，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工作一定不能脱离中国的现实情况而一味国际化。我们必须根据我国目前会计信息提供者的整体素质、会计监管系
为了获得美国的支持，IASC开始了重塑该机构的宏大计划，并在2000年5月通过了新的《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章程》，完成了对该机构的重组工作。新的组织架构仿照“FASB模式”，并得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和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的大力支持，这在很大程度上结束了美国与IASC长期以来的对立局面，对于推进国际会计准则协调工作必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然而，随着美国介入程度的逐渐加深，也使许多国家的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对IASC的独立性、公允性开始发生质疑，从而给国际会计准则的协调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二、应对策略
（一）积极参与会计准则的国际协调工作，并努力发挥应有的作用。会计准则的国际协调是各国会计发展的共同趋势。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实现国际间会计信息可比的重要性日益凸现出来。可比的会计信息可以有效降低企业的交易费用、降低企业的海外筹资成本、充分提高会计信息资源的利用效率等。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必须顺应这一趋势，积极参与会计准则的国际协调工作。我国现在是IASC的会员国之一，同时也是联合国国际会计和报告准则（ISAR）政府间专家工作组的代表国之一，这为我国逐步介入会计准则国际协调的事务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证。我们应当积极利用这些国际论坛，充分表述自己的观点和立场，获得更多国家的信任与支持，从而逐步确立中国会计在世界会计之林的应有地位。具体来讲，可以采取以下战略措施：
1. 广泛、全面参与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的工作，从形式参与逐步过渡到实质参与。所谓形式参与包括派驻代表到理事会工作、列席理事会的有关会议、对新准则的征求意见稿发表意见等；所谓实质参与是指亲自参与准则的制定工作。目前，许多成员国呼吁理事会应对发展中国家和经济体制转换国家会计问题予以立项，该提案得到理事会的高度重视，这为中国实质参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制定工作提供了契机。作为经济体制成功转换的代表，中国在转型经济会计实践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和深刻的教训，拥有不可替代的发言权，理应在该准则的制定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2. 与有关国家的准则制定机构建立并保持高效、畅通的联络机制。我们可以和那些法律体制、文化背景或经济发展水平等与我国相近的国家或地区建立正式的会计事务沟通渠道，彼此分享准则制定的经验与不足，并在国际会计准则协调当中逐步建立战略性同盟关系，以改变国际会计准则制定中的力量对比格局。
3. 积极主动参与咨询委员会（SAC）的工作。中国目前是咨询委员会的成员之一，我们应不失时机地利用这一讲坛，与其他国家，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深入交流、有效沟通，并就有关问题达成共识以获得各方面的支持。
（二）进一步完善我国现有的会计准则体系。鉴于国际会计准则在国际范围内的权威性和影响力，我国在制定新的会计准则或修改现有会计准则的时候，应充分学习、借鉴、利用国际会计准则的已有研究成果，并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高质量、高起点、高标准地完成我国会计准则体系的建设工作。
一是加快制定我国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目前，我国在具体会计准则的制定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准则的理论建设存在一定的滞后性。集中表现在尽管1992年出台的基本会计准则已经难以承载准则之准则的使命，但我们至今尚未对该准则进行修订，其后果之一就是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缺乏应有的稳定性。截至目前，在已经公布的13项具体会计准则中，我们已经对5项准则进行了修订。我们认为，借鉴国际会计准则框架体系，制定我国的财务会计概念结构已是当务之急。
（二）加强准则执行的监管力度。从一定意义上讲，会计准则的执行比制定更重要。为此，有关监管机构应对准则的执行效果进行检验，并对检验结果和来自实践中的反馈意见进行及时评估，区别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对策。对于评估中发现的属于准则本身的漏洞或缺陷，应及时将信息反馈给准则制定机构，通过修订、完善准则，尽可能降低其负面影响； 如果属于执行主体自身的问题，则应依循有关法规，加大执法力度，特别是处罚力度，通报、吊证、罚款、行政处分以及刑事处罚五管齐下，使其知难而退。
三是处理好原有准则与新准则的过渡问题。在每一项新准则出台之后，如何解决新旧准则差异所导致的不同决策后果，也是我们不容忽视的问题。对此，我们认为，新准则的实施可规定一个过渡期（1至2年）。在过渡期内，会计主体应同时提供新旧准则下所生成的会计信息，以使信息使用者能够正确评估准则变动所造成的经济影响，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准则变动的负面效应。
（四）会计协调必须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充分考虑我们自身的利益。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尽管国际会计准则协调在20世纪90年代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与全球一体化的目标尚有很大的距离。从本质上讲，会计准则国际协调涉及各国会计准则制定权的保留与让渡，涉及法律体制的延续与调整，涉及文化传统的融合与排异，涉及准则制定成本与准则借鉴成本（包括大量的学习、培训成本，支付外国会计师服务费用和咨询费用等）的比较与权衡等一系列关键问题，而绝不简单表现为一个技术环节。这就提醒我们，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工作一定不能脱离中国的现实情况而一味国际化。我们必须根据我国目前会计信息提供者的整体素质、会计监管系
